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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报道: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:总有意外发生

新京报 | 2022-11-05 16:50:52

绥化学院地处边疆省份农业地区,几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。她1953年建校,最初叫绥化师范学校,1978年更名绥化师范专科学校,2004年专升本。外省学生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,新生开学季,校园里随处可见黑色面孔和红色面孔的学生家长。

我是绥化学院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,做过中学老师、公务员、记者,凭借写作上的成绩,2005年回到母校教写作。从教十七年,我接触的学生超过3000人,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。临近退休,我终于完成应该做的一件事:追踪贫困生成长,为贫困生立传。因为,他们值得,这些泥泞中的摸爬者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
【资料图】

在高校,贫困生群体备受关注,学校、老师、社会爱心人士、教育主管部门有很多资助主题的讲述,但这些讲述都来自他者,当事人缺席。随便听听同学的讲述,也会刷新我们对这个群体的认知。

有个女生特别瘦弱,身高不到一米五。毕业前夕,她用兼职收入还清助学贷款尚有余额,便拉着闺蜜逛街,花四五十块钱买了一双布鞋,穿上以后特别满足,笑着说:“长这么大,我第一次穿这么合脚的鞋。”

七年以后,她的闺蜜在北京跟我说起这事泪眼婆娑:“穿别人的鞋长大,她怎么可能有合脚的鞋呢?”

有个班初选贫困生,班长统计完说:“现在多了一个人,谁愿意主动退出?”

一个男生举起了手,事情马上解决了。

毕业前他的同学帮辅导员整理档案,看到他的家庭登记情况,他爸爸患有精神疾病,其实他更需要助学金。够了。这样的讲述还是来自他者,我们必须走近当事人。(以上摘自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后记)

本文出处: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,艾苓著,真故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9月

本文受访者档案:

女,“85后”,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2届毕业生。父母婚后接连下岗,母亲常被家暴,父亲提出离婚后,母亲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。大学毕业前夕,父母离婚,她接过照顾母亲的重担。前往山东后,先在夜总会就职,后调往下属公司从事售后服务,与以前的同事结婚后育有一女。2021年应聘小学语文代课老师,正在备考教师编,母亲状况渐趋稳定,在养老公寓生活。

高二结束的时候,我跟爷爷去齐齐哈尔串门。第三天早晨,突然接到家里电话,说我妈疯了,被120急救车拉走了。

回家以后,妈妈的诊断结果出来了:精神分裂症。

医生告诉我们,这种精神疾病无法治愈,只能服药维持。

我当时就崩溃了,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了,我问医生:“我们走的时候我妈还好好的,刚刚两天怎么会这样?我姥姥家绝对没有遗传病史。”

医生说:“她肯定受到了意外刺激,回去问问吧。”

姥姥家的人问我爸,我爸拉长脸,什么都不说。

我妈病情稳定后,她断断续续告诉娘家人,我跟爷爷走后,我爸给她买了很多好吃的,有鸡胗,有肘子肉,他们还喝了酒。喝酒的时候,我爸说:“咱俩离婚吧。”后来的事,我妈就说不清了。

我爸妈感情不好,这个我清楚。我跟他们在一铺炕上睡了18年,他们几乎零交流。说话的时候就是争吵,争吵经常升级为打架,每次挨打的总是我妈。

我爸是某水库一把手的儿子,我妈是油米厂厂长的女儿,门当户对,曾经让很多同龄人羡慕。结婚几年后,我妈下岗。再过几年,我爸也下岗了。我妈做过小买卖,后来在家照顾爷爷奶奶。我爸打工,工资不多,我的学费一直都是爷爷拿。

我妈病了以后,我们一家三口从爷爷家搬了出去。我妈必须按时吃药,可她拒不吃药或者蒙混过关,我尝试了各种办法,好让她把药吃进去。

家里这种情况,我根本无法安心学习,第一年高考落榜,第二年差一分没进二本线,后来降段补录,我进了绥化学院。

2012年正月初七晚上,妈妈在另一个房间睡了,爸爸跟我说:“过两天,我准备跟你妈离婚。”

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,什么也没说,心里却想:我还有四个月毕业,正在写毕业论文,你就不能再等我三四个月吗?

爸爸说:“你妈妈的养老保险我交完了,到了退休年龄能按月领退休金。”

我很理解他,妈妈病了以后经常“作人”,半夜里乱叫,在厨房里大便,谁能受得了呢?

爸爸说:“我不管她了,你也不要管。你要是管,她会拖累你一辈子。”

我还是没说话。我想知道我们都不管,他准备让谁管。但他低下头什么也没说,叹了口气,回他们的房间了。

正月初十,我跟着他们去了民政局,好多人在排队。我妈知道他们去离婚,平常眼神发直,那天更直了,满脸不高兴。

轮到我们家,人家问:“你俩都同意离婚吗?”

爸爸马上说:“同意。”

妈妈也说:“同意。”

人家问:“有财产要分割吗?”

爸爸说:“没有。”

人家问:“子女是否成年?”

爸爸说:“成年了。”

整个离婚过程特别简单,我全程陪着他们,没说一句话。谁都没提妈妈的病,我当时不知道这种情况下爸爸根本无法离婚。等他们在离婚协议上签完字,爸爸好像松了口气,抢先到门口拦车,我们打车回家。

他们没什么财产要分割,平房房产证是爷爷的名字,余下的就是几件家电了。我跟妈妈在那个家睡了最后一夜,第二天我雇了一辆毛驴车,装上被褥,装上电视、洗衣机,我和妈妈坐在高高的毛驴车上离开了那个家,我再没有回头。

我们租的房子跟姥姥家前后院,姥姥还挺高兴的,她不用再担心我妈挨打了。

我的毕业论文写得乱七八糟,好在指导老师做了细致修改。我那时只想一件事:我要赚钱养我妈。

我没来过山东,在这儿落脚很意外。毕业以后,我在哈尔滨工作了一段时间,后来公司黄了。

我们寝室的大姐是山东人,特别朴实厚道,她说:“你到我这儿看看吧。”

我买张车票就去了。在大街上,我看到有人穿布鞋,是那种纯手工的布鞋,觉得这儿的人和大姐、和她的家人一样好朴实,我决定留在这儿。

那时候,妈妈的病很严重,我想把她接到身边治病,必须拿高薪。正好有家夜总会开业,我去那里应聘,做了服务员,日工资300元。

夜总会的女服务员也叫“公主”,主要是倒酒、倒水、帮忙点歌、收拾卫生。夜总会的小姐,我们叫“佳丽”,也叫“美女”“公关”,她们主要是陪酒、陪唱。

原来说好了,前期培训也有工资,每天100元。夜总会开业三个月,经理换了几个,谁都拖着不给工钱。我们十多个人商量了一下,都跟经理说,我们准备辞职。

不大一会儿,夜总会来了一伙人,经理老远迎上去,管其中一位矮粗的壮汉叫“董事长”,他回头冲我们喊:“刚才谁要辞职?到会议室开会,马上去!”

本来都说要辞职,看情况不妙,谁都不敢靠前了。我比他们年龄大,走在最前面。等我们进了会议室,有个人把门反锁上。那位董事长冲着我“哇啦哇啦”喊,应该是破口大骂吧,我听见“娘”“奶奶”什么的,别的听不懂。听不懂,等于没骂我,这么想着,我就看着他笑。

骂够了,他才问:“今天辞职谁挑的头?为啥要辞职?说实话的,有奖励。谁今天撒谎,我就让他死在这屋里!”

有个小女生“哇”的一声哭了,边哭边说:“我不知道!我什么都不知道!”

我说:“董事长,今天的事没人挑头。我们来应聘的时候,公司说培训也有工资,一天100元。这笔钱我们要了好多次,一直拖欠,我们才想辞职。”

董事长问:“是这样吗?”

有个服务生说:“是这样,夜总会开业三个月,培训费拖欠了三个月。”

董事长是红脸汉子,这回脸更红了,他说:“对不起,是我素质太差。你们先回去工作,培训费明天就发。”他还指示手下人拿钱,给我和那个服务生,还有那个吓哭的小女生每人500元。

从那以后,董事长记住了我,每次有头有脸的人来夜总会,他都点名让我过去服务。

有一次,包房里来了好几个人,也都有头有脸的。有个男人喝了不少酒,对陪酒的佳丽动手动脚,后来干脆把人摁到沙发上。

我实在看不下去,端了一杯酒走过去说:“先生,我敬您一杯酒吧。”

那个男人接过酒杯,直接把酒泼到我脸上,他把酒杯摔在地上,走出包房。

我掏出纸巾擦了擦脸上的酒,对其他客人说:“对不起,我马上就收拾好,请继续唱歌吧。”

第二天,经理给了我500元,说是董事长的奖励。

还有一次,有个佳丽喝多了,我们下班的时候,她已经醉得不省人事。

我问大家:“这怎么办?”

谁都不吱声。

我说:“我抱她去我宿舍吧。”

我没什么力气,好在佳丽瘦,有人帮着开门。我把她抱下楼,就是忘了门外最后一个台阶,一脚踩空,两个人都摔倒了。

我的脚踝扭伤,半个月没去上班。伤好以后,董事长请我去他家做客,他亲自下厨。一起去的,都是各分公司的总经理,就我一个普通员工。

我在夜总会工作一年后,他把我调到下属企业做售后服务工作,别人一星期只有一天假,再请假他就骂,我是例外,可以随时请假。他还给我一间两室的员工宿舍,我跟我妈搬去住。那里离市区远,在乡下,我妈闲着没事,在楼下开了一块地,每年都种小菜。

我把我妈接到山东后,给她取名“高歌”,希望她忘掉从前,在这里开始新生活。我天天哄她开心,她确实比以前好很多,住院的频率比以前低了,差不多一年一次。她不再抗拒药物,每天都按时吃。

她和我爸过了半辈子,打了半辈子。来山东以后,总跟我念叨我爸好。

我给妈妈买了手机,她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爸爸的手机号,经常给爸爸打电话。爸爸跟我告状,我便重新设置了妈妈的手机功能,只能接,不能打,还买了条小狗在家陪她。

看妈妈精神状态越来越好,我给了她500元钱,告诉她想吃什么可以自己买,没想到出了意外。

几天以后下班回家,妈妈不见了!

她的电话无人接听,她常去的地方没人,打了很多电话,发了朋友圈,都没有她的消息。虽然当地十月份天气还暖和,但是想着妈妈此刻正流落街头,不知道蜷缩在哪个角落,我没法睡觉。

两天以后,接到老姨的电话,说我妈自己回家了。我没急着回去接她,想着她回去待段时间也好。

两个月后,老姨告诉我,我妈受了刺激又犯病了。她总去我爸住的那间平房,像个痴情的小姑娘守在门口。可能爸爸早出晚归,两个人一直没照面。有一天爸爸看见她,害怕了,第二天就把门窗钉死,大门上锁,他不回来住了。妈妈再去,看见门窗钉死,她跳进院子,把钉窗户的木板拆了,把窗户砸了,把门撬开,屋里的东西也砸了。

我把妈妈接回来,直接送去住院。异地住院,报销比例低,这些年,妈妈报销不了的住院费用大概七八万元。她烟瘾特别大,一天最少抽一盒,看都看不住。

精神好的时候,她能给我做饭,但我家的锅每年都要烧坏十几口,她做着饭经常忘了。比如半夜里她饿了,起来煮鸡蛋,吃了一个觉得不饱,接着煮。这边煮上鸡蛋,燃气灶开着,她回屋睡觉了。半夜里鸡蛋炸响,锅盖飞起来,早就不属于意外了。

后来发现我妈血糖高,空腹数值二十六七,必须住院治疗,我辞了职带她回原籍住院,姥姥已经去世,正好快百天了。

我不是没想过把她留在老家。我妈出院以后,我去政府部门咨询,有位主任问我:“你今年多大了?”

我说:“30岁。”

他说:“我给你指两条路。一条路是直接把你妈送到精神病院,你该走就走。第二条路是把你的户口和你妈妈的分开,这样她就属于无保障人员,跟你没有关系了,我们再把她送进精神病院。”

把妈妈送到那种地方关起来,她就彻底完了,我舍不得。

我和老姨、老舅带着妈妈去齐齐哈尔市精神卫生中心,想给她做鉴定。精神分裂如果达到二级以上,政府每个月能给点儿补助。

大夫问:“你经常生气吗?生气的时候摔东西吗?”

妈妈说:“我不经常生气,生气了我也不摔东西。”

大夫问:“你跟女儿在外地生活,你能给她做饭吗?”

妈妈说:“能啊,我天天给她做饭。”

那天她的表现真是出乎意料,大夫直接在表格上写了“三级”。出了医生办公室,我哇哇大哭,她平常各种“作人”,这会儿怎么就表现这么好呢?

老姨跟我说:“就该把你妈放到一只小船上,爱往哪儿漂往哪儿漂,你别管了。”

我本来正哭呢,让老姨的话逗笑了。

我把妈妈又带回山东。这边虽然没有亲戚,同学和朋友对我像亲人一样,我有事的时候,他们都能帮我照看妈妈。最主要的是,妈妈在这边可以少受刺激。嫁人很重要,陪伴妈妈也很重要,我不想拖累别人。

最近几年,妈妈情况稳定,她在养老公寓生活四年多,已经习惯那里的生活。我也静悄悄地结婚了,没有婚礼,老公是以前的同事,认识多年。2020年5月,我们有了女儿。

2021年12月,我应聘了小学语文的代课老师,我特别喜欢教师这个职业,最近在备考教师编。有了女儿以后,我更想拼命把控自己的人生,她每天都在长大,我必须成为她的榜样。

原文作者/艾苓摘编/张进编辑/张进导语校对/柳宝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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