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入大学两个月后，19岁的自闭症男孩弘杰被校方劝退了。
(资料图)
母亲冯肇英说，校方认为儿子“不守规则”。有几次，他从数公里外的家走到学校，出了一身汗，就在校园里当众脱下上衣换衣服。公共课上，他大声说话，在其他人休息的时候，他大声唱歌……
冯肇英认为，这些行为都不是特别严重，而且她也提出可以去学校陪读。但弘杰就读的广州某职业技术学院表示，弘杰的行为被人拍下放到网上，已经损害到学校的形象。学校也拒绝让家长陪读。
大米和小米联系到了负责弘杰所在班级的辅导员，对弘杰问题行为的严重程度，也给出了和冯肇英不同的描述。
和其他自闭症孩子一样，弘杰能读到大学，一路非常艰难：
弘杰3岁确诊，没有机构可去，初中学历的冯肇英四处搜罗信息，摸索着学居家干预；
上小学时，弘杰被屡次投诉甚至要求退学，冯肇英奋力抗争，非要“赖”在普校；
好不容易上职中后，弘杰越来越想考大学，又是冯肇英和班主任拼尽全力，使劲把他往上拉……
但最终，2021年11月，冯肇英还是给儿子办理了退学。
至今一年过去了，她还是有很多话想说。
退学前后
最初，被校方通知退学时，冯肇英提议像弘杰读小学时那样，由她去陪读。但学校回复说，弘杰已经是成年学生了，家长不能陪读。他要么在家自学，考试的时候再来，要么就退学。
冯肇英认为，孩子去读大学，是为了经历学习的过程，而不是为了一张文凭，那对孩子意义不大。可是问题是，学校一直不松口，于是她一狠心，就办理了退学。
弘杰大学期间辅导员胡老师现在已从学校离职，在他看来，弘杰的问题行为让校方不堪重负，劝退弘杰完全是出于无奈。
他讲了一些弘杰的情况，似乎比冯肇英描述得严重得多。其中一件事是，有一天中午午休时，弘杰在学院办公室门口大小便，被路过的很多学生都看到了。
但是，退学对弘杰确实也很残酷。他很喜欢上学，小学初中时每天准时到校，“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。” 初中时他摇号摇到了距离较远的学校，加上自理能力也差，冯肇英就送他去了特校。
弘杰第一次跟妈妈提要考大学，就是在初中。那时她经常能听到儿子念叨一些事情，涉及普通人的成长轨迹，“读完幼儿园上小学，读完小学上初中，初中上高中，高中上大学，再工作、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孩子……。”
对此，冯肇英的理解是，他想经历普通人的一生，一步步享受这个过程。对此，做目前的她完全支持。
升入高中后，弘杰从特校去了广州白云行知职业技术学校的启能班。即将毕业的时候，弘杰上大学的想法更加强烈。
“他如果考上了大学，读完职中就不至于没地方可去。” 冯肇英说，她希望孩子能在大学里跟普通孩子相处，除了学一些知识外，还提升社交能力。
弘杰更难以接受退学的结局。上高中时，同学会说弘杰“傻”，会取笑他是残疾的，会欺负他，但冯肇英觉得孩子总体上还是开心度过了高中。悲伤也好，委屈也好，这些不开心的事，他能很快忘记，平静下来。转做自己喜欢的事。
但这一次不一样。退学第一个月，他一直在哭闹，要求母亲给他再找一个学校。一连几个月，冯肇英发现，孩子整天唠唠叨叨，“我不退学。我要上学，我要读大学，我不退学。”
冯肇英告诉儿子，那个学校已经不能去了，如果你再不改正的话，其他学校也不会收你。同时她安慰自己，就算让孩子读完了大学三年，如果孩子的情况没有进步，也没多大用，退学了还能省出一些学费。
既然孩子不开心，那就给他找个工作，以便孩子有地方可去。“让他把那个心情解除掉喽。”冯肇英说。
2022年过完春节后，冯肇英陆续给孩子找了几个实习工作，一开始是做超市里的售货员，后来去厨房里帮忙打包快餐。几个月后，他的情绪才平复下来，接受了退学这件事。
自闭症孩子求学，太难了
2005年，弘杰3岁时，在广州中山三院被邹小兵确诊为自闭症，后经评估为智力残疾4级（注：智力残疾等级中，1级最严重，依次为极重度，重度，中度，轻度。智力残疾4级为轻度，表现为缺乏言语功能、感知觉明显减退、运动功能障碍，手脚不灵活、个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等）。
当时，无论大众对于自闭症的认识，还是关于自闭症的资料、干预机构，都比较匮乏。冯肇英文化程度不高，没听说过这个病，也不知道去哪儿看。
尤其医生还告诉她“没药可治”，在确诊后的一年时间里，冯肇英一直有“天塌下来”的感觉。
但为了孩子，她只能摸索着往前走。她开始去从报纸上搜寻信息，哪里有相关讲座就去参加，从各种自闭症干预书籍中学习，记满了2本硬皮抄笔记本。结合邹小兵医生的建议，弘杰3岁到上小学之前，一直接受妈妈的居家干预。
冯肇英从各个生活细节入手去教育他，拿筷子，叫人，刷牙，分清叔叔阿姨，为此需要每天说大量的话。孩子喜欢唱歌，冯肇英就换成唱歌的方法给孩子听，让孩子更容易接受。
干预是随时随地进行的，需要不停地重复。吃饭、走路时冯肇英必须一遍遍重复，教导。有时候怎么教也教不会，冯肇英会发脾气，但过后又觉得对不起孩子，孩子也不想这样的。
崩溃的时候也有，孩子没有上厕所的概念，冯肇英不停给孩子演示脱裤子，教他蹲下、擦屁股，有时着急了，甚至自己上厕所时，带弘杰进去一起蹲。但孩子怎么也学不会，她时常为孩子上厕所的事崩溃。
有时候实在教不会，感到累了，她也会怀疑自己：是自己没有办法教育，还是孩子领悟能力很差？但她不得不调节自己，重拾心情继续教导。
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冯肇英把孩子送去了普校小学。小学6年里，冯肇英经常会收到来自学校、家长的投诉，有时是因为他在课堂上大声说话干扰教学，有时是他听到其他班在上音乐课，就过去跟他们一起唱歌，有时因为好奇，没经过其他同学同意就去翻他们的书包。
每当这些时候，冯肇英会一边解释自己小孩的情况，一边道歉，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宽容与包容，以此求得理解。
弘杰上小学是在2009年，在十几年前的环境里，无论是家长、学校还是老师，对自闭症的了解少之又少，所以也很难理解和包容弘杰。
冯肇英记得，弘杰小学时的女班主任很年轻，没有接触过特殊需要孩子，因此在她提出陪读时，班主任很抗拒这个提议。家长们也不太理解有这样的小孩，有时她会听到一些歧视性的话语，“不要影响我们正常的小孩。”
听到这些话，她都感到很受伤，也很有压力。但她知道，这不是她的错，“我想生这样的小孩吗？”
多数时候班主任会把冯肇英叫到学校，告诫她，教好自己的孩子。
一开始她也委屈，生出的小孩是自闭症，这是她也没法决定的事情。但大家没有同情她，反而让她受尽歧视。后来她想明白了，“没办法，生成这样，我只能为他争取权益。”
直到学校要求孩子退学，她决定反抗，为孩子争取应有的义务教育权利，否则“以后的路更难走”。
冯肇英开始试着让自己强硬起来。校长叫她过去，告诉她，我们学校没有特教老师，也没有这些资源，你要不然转去特殊学校？
她态度很坚决，我们不能转校，这个学校离家近，我也是这个辖区的，孩子接受义务教育，你没权赶我走。“就赖在那里。”
横着说话确实有效果，学校此后很少提退学的事了。
冯肇英要求在班里陪读，但班主任拒绝了，告诉她，如果你进教室里，老师上课会有压力，你只能在操场上看着他，或者在传达室里坐着，孩子下课的时候，或者发生危险的时候看住他。
这在之后，冯肇英和孩子的奶奶两个人，肩负起了陪读的任务，陪读不能待在教室里，她们有时在教室楼梯附近，有时在走廊，有时呆在传达室、操场，守候着教室里的孩子。
冯肇英凭借着一个母亲的坚韧，迈过了这些坎坷。“虽然我们的小孩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只要有了目标，我们要尽最大能力支持和鼓励小孩，”
小学被要求退学时，有母亲挡在他身前，有义务教育法护着他。到了大学后，这些都无法保护他了。
明天还要走下去
在弘杰到上小学的年纪后，有亲友劝说冯肇英夫妇，再生一个小孩，也许会对老大的状况有帮助。
虽然感觉这样的考虑，对老二有些不公平，不过在他们夫妻都不在以后，确实也需要有个亲人能照应一下弘杰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冯肇英和丈夫做足医学检查、遗传筛查，还花了一年多申请计划生育证。
所幸，弘杰的弟弟一切正常，让这个家庭看到了希望。
冯肇英从前做一些临时工，有时是工厂，有时是做打包服装，有时做化妆品。中间因为给弘杰做康复干预、照顾二胎等事情，中断过几次，现在接送老二上学之外，她偶尔会找一些灵活的工作，最近的工作是做电商打包。
她的丈夫是公交车司机，现在鼻子部位得了癌症，正在病休中，因为治病需要很多花销，家里经济压力开始增大。
好在弘杰现在不需要多费精力照顾了，他可以独立订餐，在外面吃饭，乘坐公共交通。冯肇英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照顾老二和家中老人。
对弘杰20年来的成长和干预，冯肇英的描述更多还是他的学习和学业上，而对于生活自理和社会规则不是太多。
另一位自闭症大龄男孩的家长认为，能照顾自己，在公共场所遵守规则，不丢面子，不惹人厌，体体面面地外出，相较于学业和文凭，对自闭症人群更加重要。
“任何人，都应该先生活，再学习。”他说，“普通孩子的生活技能，一般无师自通，但自闭症孩子不一样。”
在弘杰退学之后，冯肇英一度比较难受。不过，她还是很快接受了现实。对于未来，她并不悲观， “走一步看一步”，“顺其自然”，“最重要的是享受过程”。
